
記者 宋馥李
北京雨燕,一種以“北京”命名的野生候鳥,對其保護早已超越了單一物種的拯救,它成功將生態價值、文化價值與城市發展相融合,為北京這個超大城市在快速發展中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了一種極具參考價值的“北京方案”。
上面這段文字,是2026年10月19日至20日間,一個以“京華山河 萬物共生”為主題的北京市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果展上的介紹。這個展覽亮相在亞美尼亞首都埃裡溫,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七次締約方大會(COP17)在這裡舉行。展覽設置的“自然,進入城市議程”“看見生態向好”等篇章,呈現了十年來北京在生態空間保護、生態系統提升等方面的成果。
展覽中醒目的北京雨燕剪影,吸引了參會中外嘉賓駐足觀看……如今,要論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北京城,一定少不了“北京雨燕”的形象,它不僅是展現北京生物多樣性的指示性物種,也是北京獨特的古都文化符號,更被賦予了日益豐富而雋永的文學想象。
2026年年初,國家大劇院首部聚焦北京中軸線的原創話劇《雨燕》,講述了抗戰時期一群青年建築師秘密測繪北平古建築的故事。話劇也側面展現了北京雨燕與北京城深厚的歷史淵源:
棲居於古建之上的北京雨燕,其“永不停歇、執著歸巢”的生命狀態——每年往返約三萬公里,因生理結構無法落地,一生幾乎持續飛翔——十分準確地反映出了北京雨燕的習性之一,總是在高高的古建築門樓上築巢,因而老北京人將其喚作“樓燕兒”。
北京雨燕似乎被重新“發現”了。儘管我們知道,北京雨燕的繁衍生息或許遠遠早於北京城的歷史。在燕山腳下這方水草豐茂之地,這種“黑色的燕子”,已經棲息了不知多少個世紀。
不過,首次將“北京”和“雨燕”兩個詞正式結合在一起、並做出命名的,卻是一位英國人——羅伯特·斯溫侯(Robert Swinhoe)。
斯溫侯,曾擔任英國駐中國領事。1854年至1873年間,將近20年的時間,斯溫侯擔任英國駐中國幾個城市的領事館書記官和領事,進入了地球上“一個主要的地理區域”,來觀察和記錄中國的動植物。通過斯溫侯,中國豐富多樣的動物群——特別是鳥類——被西方科學界瞭解,從而填補了動物地理學領域的空白。
當北京雨燕日益進入人們的視野,那麼,北京雨燕(Apus apus pekinensis )這一稱謂,究竟是如何得來的?它的命名者斯溫侯,又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下發現了雨燕,並命名了它?成為一個有待詳解的故事。
初到中國
1836年9月1日,斯溫侯出生於印度加爾各答,當時隸屬於東印度公司管轄。他的父系家族源自英國諾森伯蘭郡,其祖父曾在東印度公司擔任律師,育有四子三女;其父親是四個兒子之一,同樣以律師為業。
1845年,斯溫侯的父母雙雙去世,斯溫侯和他的兄弟姐妹因此成了孤兒。1852年,斯溫侯進入倫敦國王學院學習(King’s College School),1853年進入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學習,我們無法獲知,他是否接受過正規的動物學教育。
斯溫侯對鳥類學感興趣的確鑿證據,始於1854年。據記載,當時他向大英博物館贈送了一批英國的鳥類標本、鳥巢和鳥蛋。同年,英國外交部舉行了大學領事服務競爭性考試,18歲的斯溫侯是4名通過考試的候選人之一。
隨後,斯溫侯從大學退學,開始前往中國。我們無法獲知,中國之旅是來自斯溫侯的積極爭取,還是通過考試的既定安排。總之,年輕的斯溫侯,作為外交官的首次遠行,就鎖定在了中國。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在19世紀,許多早期踏上中國土地的歐洲人,都以“漢學先驅”而聞名歐洲。他們對中國的描述——通過出版或公開演講——極大地滿足了歐洲人對中國的異域想象,常常大受追捧。這些出版物,又激發了更多人將中國作為探尋探秘世界的第一站。
早期,一些自然學家對中國的關注重點,往往是哪些資源可供開發和貿易,而後是動植物資源和文化遺產。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確切的動物學數據是匱乏的。在斯溫侯抵達中國之前,中國沒有動物學完整的科學記錄,零星的動物學標本採集,都是草草完成的。
如果要問當時清朝的官員,萬物豐饒的中華大地,有多少種鳥類?中國的知識精英,諸如國子監的博士,大抵會瞠目結舌。在中國以四書五經所構築的知識大廈裡,缺少關於動物的記載。他們大多出現在文人的詩文和畫作中,用以勾繪一種美好的意境。至於現代動物學所要求的採集動物標本、記錄野外數據,則是聞所未聞。
一些從未到過中國的歐洲人,也從早期傳教士的著作中得知,中國雖然地域廣袤,但人口十分擁擠。這使得一些歐洲人認為:中國“龐大的人口成功地滅絕了所有本土物種”。在他們啟程前往中國的前夕,往往懷有一種對未知中國的不安和恐懼。
年輕的羅伯特·斯溫侯,或許也是在這種複雜的心緒下開啟中國之旅的。
1854年4月13日,斯溫侯抵達香港,開始了為期一年的編外翻譯的試用期——他以臨時書記官的身份任職於香港的英國領事館。
顯然,斯溫侯的翻譯工作是出色的。因為在第二年,他便被派駐中國廈門,並於第三年也就是1856年,委任為駐廈門與上海英國領事館的二等書記官。
在這裡,斯溫侯展露出了其出色的語言天賦,學會了當地通行的閩南語。
對於熱愛鳥類研究的斯溫侯來說,廈門是一個理想的地點,它不僅遠離歐洲獵人的槍口,而且位於大陸和島嶼鳥類遷徙路線的交匯處。在候鳥遷飛的季節,各種鳥類會從中國大陸與臺灣島之間100英里寬的海峽上空頻頻出現。
那時的臺灣島,對廈門的經濟起著關鍵作用,因為廈門沒有自己的農業腹地,作為港口的廈門,又是香港和青島之間最繁忙的港口,擠滿了往返臺灣島貿易的船隻。
身處廈門的斯溫侯,自然也對海峽對岸的臺灣島產生了濃厚興趣。1856年3月,斯溫侯搭乘一艘葡萄牙籍改良的歐式帆船,“冒險”渡海前往臺灣島。之所以用“冒險”這個詞,是因為當時的臺灣島還沒有開放,島上的居民以狩獵為主,對外來者來說並不友好,而不同部族之間頻繁的爭鬥,也增加了探訪風險。
這一次,斯溫侯在新竹、香山和基隆進行了動物的採集、觀察活動,約停留兩週時間,記錄了4種鳥類。
斯溫侯沒有記錄這次訪問的具體目的,但他在後來的文章中提到:在臺灣島西北海岸的新竹附近,他發現了一隻展翅飛翔的紅冠小鳥。10年後,他確認這是一種新奇的鳥類——臺灣紅褐色頂畫眉鳥——他將其命名為“山紅頭”。
這是斯溫侯的第一個鳥類學發現,在隨後的幾年中,他又命名了至少92種鳥類和17種哺乳動物。這樣的新發現,給了斯溫侯以極大的信心,他的第二次臺灣島之行也很快到來。
1857年6月,斯溫侯以翻譯的身份搭乘英國軍艦“不屈號”(H.M.S. inflexible)再度進入臺灣島。相比第一次非正式來臺,斯溫侯的第二次臺灣之行攜帶官方派遣令:尋找兩名失蹤的英國人——史密斯和耐爾。
1847年,在臺灣島北部海域曾發生了一起沉船事故,當時中國的通商港口流傳著兩名倖存者有可能流落於臺灣島的傳聞。英國當局下令英國皇家海軍軍艦前往調查,斯溫侯作為翻譯隨行並從事探險活動。這次,斯溫侯停留時間較長,曾環繞臺灣全島兩週。
為了尋找兩位英國船員,這次環島航行包括數次陸路探訪。在尋找失蹤英國人的同時,斯溫侯也留心觀察著島上的動植物,尤其是鳥類。不久後,斯溫侯向上海領事館提交了關於尋找過程的官方報告《訪問福摩沙島記》,這份報告是19世紀“第一份用西方語言撰寫的關於臺灣島的報告”。
7月20日,羅瓦亞洲協會上海分會邀請斯溫侯講述他的探險經歷。雖然沒有找到兩名失蹤的英國人,但斯溫侯兩次前往臺灣島的經歷,使他成了在華英國人眼中的“臺灣通”,這一點深刻影響了他的職業生涯。
不僅如此,斯溫侯隨後寫就的一篇關於臺灣島鳥類的文章,使得他在動物學領域引起了注意。
1857年,斯溫侯和幾位外國朋友,共同成立了廈門文學與科學協會。在11月17日的成立大會上,他宣讀了一篇題為《關於廈門鳥獸群的幾點評論》的非技術性文章。他的朋友史蒂文森,將這篇文章投給了英國的《動物學家》雜誌,不久後獲得發表。這是斯溫侯第一次發表學術文章。在文章開頭的段落,他提到了自己對自然和博物學的興趣:
雖然動物學作為一門科學研究成果不多,但我們願意瞭解那些與我們呼吸同樣的空氣、依賴同樣的自然資源生存的生物的特殊性和經濟性。
接下來,《動物學家》雜誌的編輯斯克萊特向斯溫侯提出了新的要求:對這個鮮為人知的島嶼上的鳥類,進行更詳盡的描述。
斯溫侯照辦了,他的回信再次被斯克萊特刊登到《動物學家》上,其中有這樣的語句:
覆蓋內地雪山的大片樟樹林,無疑孕育著許多科學界未知的物種:但在中國建立起旅行權之前,要想探索如此廣袤的森林是不可能的。即使臺灣島向外國人開放,由於原住民部落的極端野蠻,任何攀登這些山峰的嘗試會帶來極大的危險。
斯克萊特本身也是一位動物學家,他很早就主張要認真對待野外探險工作。由他創辦另一份雜誌——《博物學雙月刊》,將博物學和野外自然學家的工作彙集到一起。斯克萊特給予斯溫侯莫大的鼓勵,在期刊上為他提供了充足的版面支持。同時,英國這些接收動物標本的機構,也會支付較為昂貴的標本運輸費用,這使得斯溫侯能投入地進行鳥類觀測和標本採集。
由此開始,斯溫侯在外交官的身份之上,憑藉其對動物的敏銳觀察和記述,成為英國動物學領域的一位寶藏作者。
兩年後的1860年,斯溫侯再次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廈門鳥類學》。這是一份包含174個物種的詳細清單,其中有17個物種是科學界的新發現——它是斯溫侯5年野外探險的結晶。
斯克萊特稱讚《廈門鳥類學》“各方面都很完美”,並得到了在印度的鳥類學家愛德華·布萊斯的權威證實:“沒有他的寶貴幫助,我對非歐洲形式的鳥類幾乎無能為力”。
“華北戰記”
1860年初夏,斯溫侯在廈門的日子,被一項特殊的任命打破了。
這一年,英法兩國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已經來到了第四年。因為《天津條約》的換約爭端,英法兩國組織了新的遠征軍來到中國。將戰爭目標明確為“攻入北京”,英國《每日電訊報》上甚至出現了“把皇帝趕出皇宮”的呼聲。
或許是因為出色的語言能力已經聞名於中國的通商口岸,斯溫侯受到徵調,隨英法聯軍北上征戰。英國遠征軍的士兵大部分來自印度,由中將霍普·格蘭特(Hope Grant)指揮。斯溫侯先是被分配到第二師,為英軍的道路勘測隊擔任翻譯,後來在第一師的翻譯哈里·帕克斯(Harry Parkes)被綁架後,又為英軍總司令霍普·格蘭特(Sir Hope Grant)擔任翻譯。
斯溫侯奉命隨聯軍前往華北,暫時中斷了他在廈門的野外考察,卻開啟了新的考察日程。當時,英國的軍事行動,都會有自然學家隨軍進行科學考察。在這次戰爭備戰時,愛德華·布萊斯曾被指派為這次遠征的自然學家,但這份邀約被他拒絕了——一場遠赴中國北方的戰爭,充滿了未知的危險。
由此,兼具翻譯和自然學家職能的斯溫侯,獲得了這個隨軍機會。1860年,英法聯合艦隊先攻佔定海作為前進基地。7月先後佔領煙臺與大連灣,完成對渤海灣的封鎖。這樣的行軍路線體現在了斯溫侯的日記中,他的日記後來成為他的著作《1860年華北戰役》的素材。而格蘭特也在戰後著有《帝國崛起:維多利亞女王的戰爭》,回憶了這次戰爭的經過。
在擔任翻譯的同時,斯溫侯的華北之行“收穫豐厚”,他編制了兩份中國北方鳥類名錄。這兩份鳥類名錄共收錄了183種鳥類,其中包括大沙錐等4種新鳥類。大沙錐後來被稱為“Swinhoe’s Snipe”,就是以斯溫侯的名字命名,它經常出現在北京周圍的平原上。
今天,我們仍然能從《1860年華北戰役》這本以描述戰爭經過為主的書中發現,斯溫侯對鳥類的記錄,常常穿插其間。
例如,斯溫侯記錄到:6月16日,其乘坐的“天狼星”號戰艦從香港出發,北上京津,以大約10海里的速度北上行駛。行駛中,他發現了一隻小鳩鴿,正繞著船飛翔,它以飛快的速度趕超艦船,從船頭上空掠過,隨即消失在遠處,幾分鐘後,又飛回來。就這樣飛來飛去有二三十次之多,直至完全消失。
在抵達大連灣時,斯溫侯登上了小山,在半山腰發現了雨燕。他寫道:
太陽已經下山了,雨燕在我上空盤旋,發出焦慮不安的尖叫,似乎在說:是到了收起你冒犯的腳步,給我們在岩石縫裡留出一塊清淨之地的時候了。
這應該是斯溫侯第一次發現雨燕,那時候,他應該還沒有認真辨認它們和歐洲的雨燕有何不同。雨燕的英文名為Swift,這個詞同時又是“迅速的、飛快的、敏捷的”意思,在群鳥中辨認雨燕並不困難。
斯溫侯還在後面記述道:這些岩石的裂縫和凸緣,為許多經常出沒於石頭山的鳥類提供了理想的棲息地。一群寒鴉已經在這個得天獨厚的地方安了家。
在英法艦隊攻下大沽口後(此役為第三次大沽口戰役),斯溫侯奉命清點在大沽炮臺繳獲的大炮,以便在英軍和法軍之間進行分配。他在大沽海神廟一帶,留下了這樣的記錄:
儘管花園不大,但在傍晚時分聚集在此處的鳥,無論數量還是種類都多得令人稱奇:包括三種京燕、夜鶯、黃鷦鷯、金絲雀、鵐和麻雀。
塘沽和北塘之間主要由平坦的泥灘以及因偶發的洪水沖積起來的淤泥構成,泥灘上交錯著鹹水沽和壕溝,為大量的野生鳥類提供了一個好去處。這個季節,正值鳥兒從滿洲里和東北亞其他不適合居住的地區往南遷徙。
這一帶的天空中盤旋著如此多的老鷹和鷂……
這本關於戰爭的記錄,雖然與我們要談的北京雨燕沒有太大關係。但我們通過斯溫侯的記錄,卻能清晰感知到那段歷史。而且,從下面節選的文字裡,我們能體察到,斯溫侯有著對周邊環境和生物,有著極其敏銳的觀察力。
10月5日(1860年),斯溫侯寫道:
我們走了大約四英里的路,來到一些雜草叢生的磚窯附近,這時才聽見休息的號角吹響。站在磚窯頂上,我們第一次得見天朝帝國那遙遠的京城。那座城坐落在一塊平原上,方圓六英里左右,幾乎完全隱蔽在長長的城牆內,但是在晴朗的天氣裡可以清楚地看見城門口的塔樓和更大的城角塔樓。
不過,斯溫侯並沒有先進入北京城,而是先來到了圓明園。英法聯軍在攻克八里橋後,一路西進,進入北京城後曾一度想要攻佔紫禁城,但出於種種考慮,終於決定繞過皇宮而直趨西北方的皇家園林。以劫掠和焚燬圓明園的方式,作為對清廷和咸豐帝的“嚴重警告”。
進入了圓明園的斯溫侯,寫下了這樣的記述:
(皇帝的臥室)牆壁上有一大塊地方,上面拉著簾子,地板上鋪著絲質床墊,這就是皇帝的龍床。床前放著一個小臺子,是給皇帝上床時墊腳用的。皇帝的枕頭下面放著一塊絲質小手帕,手帕上用硃砂筆寫滿了各式各樣有關“夷匪”的批文,菸斗及其他中國式奢侈品都放在旁邊的一張桌子上。1858年與英國簽訂的條約裝在信封裡,也放在桌子上……讓我們驚訝的是,法國軍官這時開始動手拿他們喜歡的東西。金錶和小件貴重物品被這些先生以驚人的速度攫取,迅速消失在他們的大口袋裡。
等到斯溫侯第二次進入圓明園時,見到的場景已不止是偷盜,而是瘋狂的劫掠。他記述道:
軍官、士兵、英國人、法國人以極不體面的方式橫衝直撞,人人都想撈一些珍貴物品。大多數法國人手裡都拿著大棍棒,將他們拿不走的東西敲得粉碎。在一個房間裡,你會看到這樣的場景,幾名軍官和等級不一的士兵的腦袋都擠在一起,所有的手伸進同一個盒子去拿裡面的東西。另一個房間裡,大家爭相搶奪一些精美的龍袍。有些人為爭一面大鏡子而擲骰子,有些人拿一些樹枝形的裝飾燈玩套環自娛自樂。完全看不見對地位的尊重,完全是一盤散沙。
斯溫侯是否也在這樣的混亂中參與了劫掠,我們已經無法獲知。從他的記述中,我們仍能感受到那段滄桑而屈辱的歷史。
19日太陽落山之前,(圓明園)每個地方都被燒燬了,士兵們回到營地。我們在最後一批離開的行列,一處處熊熊燃燒的大火和一堆堆瓦礫擋住了我們的去路,大火已經殃及附近眾多的農民房屋。我們走出圓明園的大宮門,興奮中帶著一絲哀傷,回首望去,只見飛舞跳躍的火苗像一個個奇異的花環,點燃併吞噬了一扇扇大門。
在斯溫侯記述中,字裡行間可以感受到他對中國人的鄙夷。在他眼中,清廷及其人民都是愚昧、傲慢的。他絲毫不覺得,英法聯軍正在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對人類文化遺產的劫掠。而斯溫侯的記述,也給了我們獲知的那段歷史的獨特角度。
例如,斯溫侯作為英國對華全權專使額爾金(Lord Elgin)的翻譯,見證了戰後的中英談判。額爾金在1857年至1860年間參與了對中國的軍事侵略行動。
斯溫侯這樣描述他見到的中英談判中的恭親王奕:
(奕)是一個年僅二十三歲、臉色蒼白的年輕人,長臉蛋,不蓄鬍須,整個簽約過程中他都是一副膽怯而陰沉的樣子,回答翻譯官的提問時,非常急躁。他穿著一件紫色的緞面長袍,披著一個圓領,圓領的肩部及胸前背後都繡有龍的圖案。頭上戴著一頂冬天的官帽,但官帽上的頂珠是用紅絲帶結成的,而不像其他官員頭上的各種礦石頂珠。脖子上戴著一串雕花朝珠項鍊,袍子的下半部分是黃色的,腳上蹬著一雙繡花官靴。
在這些描述中,唯一值得肯定的是,斯溫侯代表著一種“帝國主義的真實聲音”。他以勝利者的姿態,記錄了英法聯軍的劫掠行徑,將其視作大英帝國向落後地區傳播“進步”的無奈的方式。
1860年11月,清廷分別和英法兩國簽訂《北京條約》,第二次鴉片戰爭宣告結束。斯溫侯於11月解除軍職後返回廈門。12月22日,他得知自己被任命為英國駐臺灣島的副領事。
1861年6月,斯溫侯在廈門完成了《1860年華北戰役紀要》的書寫。今天,我們懷著複雜的心情閱讀這本戰記,或許還要感謝他勤於記日記的習慣和良好的觀察力。後來,這本書由上海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碩士鄒文華翻譯,成為研究圓明園歷史的珍貴史料。
在長達兩年的隨軍生涯中,斯溫侯也意識到,自己對政治和戰爭並不感興趣。他在書中曾這樣傾吐心聲:
在一個全新的地方去研究變化無窮的自然的面孔,真是樂趣無窮。可是,作為一個隨軍翻譯,沒有多少時間去研究大自然。
喜歡探險的領事
戰事結束了。斯溫侯之後的領事生涯,也與這場戰爭直接相關。根據中英《天津條約》,清廷要增開9處通商口岸,“臺灣”位列其中之一。由於斯溫侯對臺灣島的瞭解,他自然而然地被任命為英國駐臺灣島的副領事。
1861年7月2日,斯溫侯與他的英國助手喬治·布勞恩(George Braun)以及隨行的中國僕人(包括一名填料工和一名獵人)正式抵達臺灣府(今天的臺南),開啟了他的領事生涯。
在成為領事之後,斯溫侯與妻子Christina 結婚,她是傳教士 Alexander Stronach(駐福州)的女兒。在臺南駐留時間不長,斯溫侯將副領事館遷往臺灣島北部的淡水。當時的淡水,加上斯溫侯只有4個外國人。
作為領事的斯溫侯,在淡水撰寫了第一份貿易報告。在他的報告中,他提到了臺灣島的綠茶價格低廉,通常由本地經銷商運往大陸,只用作較昂貴的混合茶的散裝,由此點明臺灣綠茶有極大的貿易價值。同時,他還將臺茶樣本寄給英國的茶評家,以推銷臺茶。
這份報告寫就4年後的1865年,一位名叫約翰·多德(John Dodd)的蘇格蘭人在臺灣島建立了第一家茶葉加工廠,並很快在美國發掘了臺灣島烏龍茶的市場銷路。1869年,精選的臺灣烏龍茶銷售至美國紐約,並大獲好評。
自此,臺茶在世界茶葉貿易中佔有了一席之地。到19世紀末,茶葉取代樟腦和蔗糖,成為臺灣島的主要出口商品。由於斯溫侯在貿易發展中的作用,他還被譽為臺灣茶業的發現者。
那時的臺灣島,還是博物學的未知之地,在副領事的公務之外,斯溫侯有大把的時間可以探索未知的生物。1862年3月21日,26歲的斯溫侯曾沿著淡水河而上約10公里,抵達現在的三重、大龍峒附近。
不過,此次野外探險之後,斯溫侯出現了身體不適。於是,斯溫侯在5月離開中國,開始了他8年來第一次回國休假。9月,他在26歲生日後不久抵達倫敦,他在一封刊登在《雙月刊》雜誌上的信中說:他是“為了換換空氣”而回國。
在英國休假期間,斯溫侯並沒有休息。他一下船就在英國展覽會上設立了一個“臺灣展位”,因為斯溫侯帶回來了一批精選的野生動物標本。為此,他獲得了1枚獎牌和250英鎊的現金獎勵。
在倫敦期間,斯溫侯拜訪了許多自然學家和博物學家,討論他帶回來的“中國收藏品”,並在1863年一整年裡,進行了廣泛的巡迴演講,包括倫敦民族學學會、在伯明翰舉行的英國協會會議以及12月14日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演講。
由此,斯溫侯在英國動物學界名噪一時。對於斯溫侯及其在臺灣島的發現,英國的動物學界很感興趣。斯溫侯被推薦為倫敦動物學會名譽會員,同年獲選為母校國王學院的名譽會員、英國皇家地質學會會員和倫敦人種學會會員。
那時的倫敦,對博物學有著濃烈的學術氛圍。要知道,達爾文剛剛在3年前的1859年發表《物種起源》,掀起了人們對未知物種進行深入探究的興趣。那時,英國著名的動物學家阿爾弗雷德·華萊士剛從其對馬來群島長達8年的研究中返回。華萊士因創立“自然選擇”理論而著名,該理論促使達爾文出版了自己的進化論理論。
阿爾弗雷德·華萊士是一名科學探險家,他選擇了一條和達爾文完全不同的道路。華萊士把整個地球當作自己的研究對象,這讓華萊士在其後的研究中得出了一個看似和達爾文相反的結論。
如果說達爾文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弱肉強食、充滿競爭的世界,華萊士則指出:這種競爭機制導致了大多數物種彼此間會相互合作。地球是一個和諧的統一體,空氣、水、土壤和動植物都是整個地球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彼此之間不是相互競爭,而是相互依存的關係。
總之,當時的倫敦,是全世界生物學和博物學的前沿。而橫空出世的斯溫侯以及他來自中國臺灣島的鳥類標本,無疑給這些討論帶來了豐富的實物證據。
1862年,斯溫侯還把在臺灣島採集的一批珍貴的標本,送交給了英國的著名鳥類畫家約翰·古爾德(John Gould)。古爾德根據這些標本,繪製了《亞洲之鳥》。在16個新物種中,有一個雍容華貴的藍鷳,古爾德直接將其命名為“Lophura swinhoii”(斯溫侯稚雞)。
斯溫侯的倫敦之行,還為長期以來歐洲人對臺灣島的誤解,提供了勘誤的機會。
當時,對於絕大多數的歐洲人來說,“臺灣”這個名字所傳達的明顯含義,只不過是讓人想起現代最成功的偽造——喬治·帕薩拉馬納扎爾對“臺灣語”的偽造。這名法國人在他出版於1704年的一本書中,描述了一個完全虛構的島嶼社會,這是歷史上最徹底的騙局之一。
但斯溫侯的“臺灣筆記”連同他自己的臺灣島素描,徹底為臺灣廓清了迷霧,這些內容一起發表在《英國皇家地質學會會議記錄》上。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主席斯特朗福德稱讚斯溫侯說:他取得的成功讓人眼前一亮。
在倫敦逗留期間,斯溫侯發表了十幾篇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動物學會論文集》中的《中國鳥類目錄》,其中列出了斯溫侯所知的近500種中國鳥。
斯溫侯的另一篇文章,則描述了臺灣島201種鳥類,還向讀者介紹了臺灣島豐富多彩的歷史。此外,《關於臺灣的哺乳動物》和《關於臺灣人種學的說明》,分別刊登在《動物學會論文集》和《人種學學會論文集》上。斯溫侯堅信,臺灣島並不像人們猜測的是一個“火山島”,在史前時代,這座島嶼通過一座陸橋與大陸相連,實際上是一個大陸島。在臺灣海峽形成之前,大陸的人類和動物可以隨時進入臺灣島。
斯溫侯的推測,建立在他翔實野外考察之上。後來,這一結論也得到了現代考古年代測定方法的證實,儘管在相關文獻中,斯溫侯的名字並沒有與既定的理論同時出現。(未完待續)
(旅英作家崔瑩對此文亦有幫助)
來源:騰訊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