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薛甄珠成為“可計算的經典”:AI如何重組我們的文化記憶

薛甄珠女士前段時間很忙。

九年前,她只需在電視劇《我的前半生》中的一間上海寫字樓裡尋找凌玲。九年後,網友將她相繼送入財閥晚宴、印度宮殿、西部酒館、武俠江湖乃至天庭,讓她以不同語言繼續“找人”。在一些版本里,她化身為財閥夫人,在另一些版本里,原本激烈的對峙被改編成歌舞,或配上一本正經的譯製腔,家庭倫理劇轉眼成了荒誕喜劇。

電視劇《我的前半生》中薛甄珠到公司找凌玲的片段截圖

民間重演經典並不新鮮。《西遊記》《紅樓夢》《新白娘子傳奇》等都曾引發大量網友仿演,《甄嬛傳》的名場面也經歷過無數次配音、剪輯和角色扮演。這說明觀眾早已不滿足於被動接受作品,轉而主動挪用其中的人物、臺詞與情節,在戲仿與再創作中生成屬於自己的表達。生成式AI的介入,使這類挪用突破了原有畫面和真人表演的限制。網友只需提出一種假設,模型即可將舊人物置於原作從未提供過的空間、身份與影視類型之中。

薛甄珠由此已不只是一個等待重播和重看的電視劇人物,也成為一種可被識別、拆解、調用和重組的文化對象。經典人物的這種處境,或許可以被稱為“可計算的經典”。這一說法並不意味著經典能夠被數據完全解釋,也不意味著模型真正理解了人物,它指的是經典在技術環境中顯現出的一種可轉化性,即作品中的人物標識、行動結構、情緒關係和類型特徵等,可以被轉寫為若干生成條件。

從表面看,AI為經典增添了更多版本。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經典作為文化記憶的重要載體,由此被納入生成機制,過去在被保存、觀看和闡釋之外,也逐漸成為生產未來影像的材料。因此,AI重組文化記憶,關鍵不僅在於它能夠保存多少過去,更在於它把過去轉化為生成未來文化形象的基礎設施。

一、當過去成為生成條件:從文化保存到文化運算

人類一直藉助媒介保存記憶。文字、繪畫、攝影、錄音和電影,都把容易消逝的經驗固定在外部載體上。法國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將這種保存於人之外的技術性記憶稱為“第三持存”,即個體沒有親身經歷的過去,也能借此通過文字、圖像和聲音進入其意識。文化正是在這種代際傳遞中延續。

以往的記憶媒介主要保存已經發生的事。書籍等待閱讀,電影等待放映,檔案等待檢索。即使進入機械複製時代,技術改變的也主要是作品的複製規模與傳播範圍。本雅明關心攝影和電影如何使藝術作品脫離原有時空,大量副本由此進入大眾生活,但被複制的對象仍是一件已經形成的作品。

生成式AI使記憶媒介獲得了另一種功能。訓練材料不再只以檔案形式等待調用,模型還會從大量文本和圖像中學習特徵之間的統計關係,並據此預測什麼樣的內容可能繼續出現。過去由此獲得面向未來的生產能力,它不僅告訴人們“曾經有什麼”,也開始參與回答“接下來還可能有什麼”。

媒體理論學者列夫·馬諾維奇曾以“模塊化”和“可變性”概括新媒體的特徵。數字對象可以被拆解為相對獨立的元素,並在不同組合中形成多個版本。生成式AI進一步擴大了這種可變性,因為人物、動作、場景、語言、畫風和類型不再只是剪輯軟件中的既有素材,也可以成為模型生成影像時的條件。在與埃馬努埃萊·阿里埃利合著的《AI美學》一書中,馬諾維奇又將這一變化概括為媒介從“模擬”走向“預測”,並把這類系統稱為“預測性媒介”(Predictive Media)。

對這樣的媒介而言,薛甄珠尋找凌玲的片段恰好提供了一套適合運算的結構。整場戲的行動程序簡潔而完整,從闖入陌生空間、公開尋找目標,到在詢問和誤認中推進,最終形成正面對峙。即使沒有看過完整劇集,觀眾也能迅速明白人物是誰、她要完成什麼行動、衝突將在哪裡發生。

“尋找凌玲”構成穩定的行動骨架,人物身份、空間環境、語言聲調和影視類型則可以不斷替換。寫字樓可以變成宮殿,上海阿姨可以成為財閥夫人,都市家庭劇也可以轉換成歌舞片或西部片。對AI生成而言,這近乎一份天然的變量清單,保留“誰在尋找誰”,改變“在哪裡尋找”“以什麼身份尋找”“按照哪種類型規則尋找”。

網友整理的薛甄珠“全球巡演”合集之一(西部牛仔版、印度歌舞版、歐式宮廷版等)。

但模型能夠處理的只是人物被外化、編碼和反覆呈現的部分。捲髮、紅唇、綠衣、拐著彎的語調、步步緊逼的行動方式,都可以成為可識別特徵,但是薛甄珠經歷過怎樣的生活,為什麼同時愛錢、好面子、護女心切,人物內部的矛盾如何由具體生活塑造,則難以被幾個提示詞完整容納。

這裡顯出“可計算的經典”的一個基本矛盾。經典需要擁有清晰的結構和標識,才能進入模型,但經典又不能被這些標識完全窮盡,否則它便只剩下一組可以重複組合的符號。AI能夠激活經典的前提,依然是原作已經塑造出具有行動邏輯、情感密度和生活厚度的人物。

因此,經典的再生能力並非生成式AI所賦予。《西遊記》《三國演義》等作品長期被改編為戲曲、影視、動畫和遊戲,已經說明經典始終能夠進入新的媒介與時代。AI改變的是再生產的條件,過去相對緩慢、集中、以完整作品為單位的改編,部分轉向普通用戶可以發起的即時、分散和片段化生成。經典不僅等待後來者重新解釋,也開始被轉化為不斷觸發新版本的生產資源。

二、誰在調用過去:生成權的擴散與重新集中

法國學者米歇爾·德·塞託曾以“盜獵”(braconnage/poaching)比喻普通人對文化產品的日常使用。消費者不會始終沿著生產者預設的路徑理解文本,他們會截取自己需要的部分並賦予其新的用途。亨利·詹金斯後來以“文本盜獵者”描述粉絲文化。他認為觀眾會從喜愛的影視作品中帶走人物、人物關係與敘事情境,再借助同人小說、視頻、角色扮演和音樂等形式生產自己的文本。

從這個意義上說,薛甄珠的AI二創正延續了這一參與式文化傳統。網友選取的只是《我的前半生》中情緒濃度最高、人物辨識度最強的一場戲,並將其轉化為可供公開接梗、持續改寫的共享素材。

AI改變的是“盜獵”的手段。傳統仿演依靠人進入角色,數字剪輯依靠重組已有畫面,生成式AI則能夠生產原作中並不存在的人物形態、空間與表演。普通用戶的角色隨之由表演者、剪輯者轉向條件設定者,他們無需逐一製作畫面,卻能夠決定人物進入何種世界、獲得何種身份、遵循何種類型規則。

這一變化似乎意味著創作權的廣泛擴散。以往若要將“薛甄珠生活在財閥劇中”的腦洞轉化為完整影像,需要編劇、演員、服裝、置景、拍攝與後期的協同配合。如今,普通用戶藉助提示詞和AI模型,便能迅速把這類被阿里埃利稱為“反事實想象”(counterfactual imagination)的設想呈現為可觀看的版本。“創作”的內涵也隨之拓展,除了創作者親手完成各個製作環節之外,提出條件、篩選結果、組織版本和引導傳播同樣被納入其中。

今年初流行的“雪山救狐”展示了另一種路徑。它沒有依託任何舊作中的經典人物,其起點只是一部具有武俠片質感的荒誕AI短片,隨後在網友接力中衍生出“醬板鴨復仇”、歌曲、番外和連續劇情。如果說薛甄珠體現的是存量影視文本的再開發,“雪山救狐”體現的則是AI原生內容在模仿中的快速系列化。二者共同表明,作品已難以由單一作者一次完成,其形態在持續的變體、接續與回應中逐步成形。

然而,生成入口的開放不等於文化權力的平均分配。AI二創產生於用戶、模型、訓練數據與平臺的共同作用。用戶提出設想,模型根據訓練材料中形成的統計關係生成結果,創作者從中選擇和修改,平臺算法再決定哪些版本能夠獲得更高可見度。用戶獲得了提示詞層面的選擇權,卻沒有因此掌握訓練數據、模型規則和流量分配權。

薛甄珠的“全球巡演”尤其能說明這種矛盾。用戶似乎可以把她送往世界任何地方,但這些地方往往是模型和觀眾最容易識別的文化模板,例如韓國被概括為財閥、豪車和等級森嚴的宴會,印度被概括為宮殿與歌舞,意大利被概括為黑幫,西部片被概括為荒漠、酒館和決鬥。

網友整理的薛甄珠“全球巡演”合集之二(意大利黑手黨版、韓國財閥版、印度版等)

所謂“全球巡演”,首先發生在中國網友長期觀看全球影視作品所形成的類型想象中。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影視文化被轉化為一座提示詞庫,用戶從中調用最醒目的服飾、空間、語調和敘事慣例。普通人由此獲得跨越類型邊界的想象快感,也受到既有影視工業和訓練數據的雙重限定。

因此,AI時代的大眾創作呈現出兩個同時發生的方向,一是表達入口向普通人擴展,二是決定“什麼容易被生成”的能力向模型和平臺集中。創作者可以從無數選項中作出選擇,但選項本身已經受到數據分佈、模型能力和平臺機制的塑造。

意大利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蒂齊亞納·泰拉諾瓦關於“免費勞動”(Free Labor)的討論,也提醒我們不要把這種參與簡單浪漫化。網友在製作、修改、評論和轉發AI視頻的過程中獲得娛樂與表達的滿足,但同時也在無償為平臺生產內容、互動和用戶停留時長。大眾創造力的釋放與平臺對流量的汲取,往往相伴而生。參與式文化並未因此消失,在模型中介與平臺分配的作用下,它已被嵌入一種新的權力結構。

由此,真正的問題不再只是普通人能否創作,還包括他們能在多大範圍內創作,哪些文化材料更容易被模型調用,哪些生成結果更容易為平臺所見。生成權的擴散與生成能力的集中相互交織,構成了AI大眾文藝的一體兩面。

三、當概率塑造記憶:可生成的過去與被壓縮的未來

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認為,“過去不是被保留下來的,而是在現在的基礎上被重新建構的”。在他看來,集體框架是重建過去意象的工具,而“在每一個時代,這個意象都是與社會的主導思想相一致的”。人們每次回憶過去,都在以當下的經驗和價值重新選擇、解釋和排列舊有材料。老劇翻紅也就很少只是簡單懷舊,它更像一場以今天的問題重新閱讀昨天文本的公共活動。

《我的前半生》首播時,薛甄珠常因市儈、吵鬧、愛佔便宜和不夠體面而受到批評。九年後,不少網友卻從同一人物身上提取出“不內耗”“立即回應”和“有人撐腰”等意義。人物沒有發生改變,改變的是觀眾進入人物的現實經驗。在越來越強調情緒管理、職場規則和人際邊界的生活中,人們熟悉如何剋制不滿、維持體面,也經常需要把衝突轉化為自我消化。薛甄珠則跳過了這套程序,迅速採取行動。

觀眾未必認同她的所有判斷,更未必把衝進他人工作場所視為現實範本,但會被人物旺盛的行動力以及堅定站在女兒一邊的姿態所吸引。網友反覆生成的不只是“尋找凌玲”這一情節,其中還包含一種現實中難以直接實現的情緒補償,人們藉助薛甄珠的行動,想象有人能夠替受委屈者站出來,把被壓抑的話公開講出來。

傳播學者利莫爾·希夫曼對網絡模因的研究,可以進一步解釋這種當代闡釋為何適合反覆變體。她並未將網絡模因理解為某一條內容的簡單複製,在她看來,網絡模因是由一組在內容、形式或立場上具有共同特徵,並在相互參照中被眾多用戶傳播、模仿和改造的數字文本構成的。

按照這一框架,薛甄珠二創的“內容”主要是尋找凌玲、替女兒公開討說法的行動關係,“形式”體現為人物造型、語言、場景、聲音和影視類型,“立場”則表現為創作者面對原作和觀眾所採取的戲仿式參與姿態。每個新版本既要讓人認出“還是薛甄珠在抓小三”,又要通過新的類型形式回答“這一次她將如何尋找”。基本內容提供辨識度,形式變異製造新鮮感,共同玩梗的傳播立場則把觀看者吸納進持續接力的創作過程。

生成式AI又把這種模因變異納入了概率運算。模型根據訓練材料中形成的統計關係組織輸出,更常見、特徵更清晰、關聯更穩定的組合通常更容易被生成。某種人物越頻繁地與特定服飾、語調和動作共同出現,某種國家形象越經常與特定影視類型相聯繫,它們就越容易在提示詞中被再次喚起。

文化記憶由此形成一條新的循環。既有文化材料參與塑造模型中的概率關係,模型據此生產新版本,新版本又通過平臺傳播強化公眾對相關人物和類型的聯想,並可能進入後續的數據積累。模型不能獨自決定公眾記住什麼,卻能通過可生成性和平臺可見性,改變不同文化形象獲得重複的機會。

問題也由此產生。薛甄珠在持續生成中可能被概括為捲髮、紅唇、綠衣、潑辣語調和尋找凌玲,韓劇被概括為財閥,印度電影被概括為歌舞,西部片被概括為荒漠、酒館和決鬥。這些標籤確實提高了識別和生成的效率,但也可能遮蔽人物與類型背後的歷史語境、社會關係和生活經驗。馬諾維奇對“壓縮”的分析可以解釋這種遮蔽從何而來。他認為,藝術的壓縮總會保留一些“極其特殊、罕見且出人意料的細節”,模型訓練則傾向於剔除“異常值以及大量獨特細節”,只留下最頻繁出現的關聯與結構。

網友用AI生成的薛甄珠找凌玲印度歌舞版視頻截圖。

生成式AI因而呈現出一種內在張力。它使文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形式可變性,同時使新的文化想象更加依賴既有數據中的高概率關係。版本在視覺上可以千差萬別,但人物關係、敘事模式和文化成見卻可能持續重複。形式差異不斷擴大,並不必然帶來意義的同步增長。

這並非要求每一個網絡玩梗都要承擔深刻主題。遊戲、重複和輕盈本就是大眾文化的重要部分。但值得追問的是,當模型可以源源不斷地製造形式差異,人們是否還能夠區分“前所未見的畫面”和“從未出現過的意義”。前者依賴技術組合,後者需要創作者重新理解人物的處境、關係和經驗。

一個人物必須足夠清晰,才能被模型反覆生成,但又必須足夠複雜,才能在反覆生成後仍然值得被記住。模型容易提取薛甄珠最醒目的外部特徵,可真正支撐人物生命力的,卻是幾個標籤無法概括的矛盾,例如她精明又慌亂,愛錢又護女,好面子又能在關鍵時刻放棄體面。這些彼此糾纏的生活經驗,構成了經典難以被完全計算的部分,也恰恰是最容易在壓縮中流失的部分。

當過去成為生成未來的條件,文化主體性也獲得了新的含義。這裡的文化主體性,是指人們面對模型時仍然能夠自主理解、選擇和創造文化的能力。它一方面體現為調用模型、生成影像,另一方面更體現為質疑模型提供的高概率答案,重新辨認標籤背後的歷史語境,併為那些尚未得到充分記錄、難以被簡單歸類的經驗保留進入未來文化想象的機會。

因此,在我們藉助模型記憶過去的同時,模型也開始影響哪些過去更容易成為未來文化想象的材料。薛甄珠可以走進無數平行世界,但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是,這些由過去生成的世界,究竟是拓展了文化想象的邊界,還是讓我們不斷返回最熟悉、最容易計算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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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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